30年来，他的鲜血挽救了无数个生命；30年来，他从一名职业卖血者变成了无偿献血的宣传员。

　　透过历史变迁，我们看到了无偿献血事业的一步步发展，也看到社会文明的一点点进步。

　　走上“卖血”路

　　日前，记者来到吴兴区织里镇轧村，在村变电所找到了正和老伴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奥运比 赛的陈仁发老人。今年69岁的陈仁发，现在帮助变电所看门。说起那段卖血的经历，老人叹了口气，神色有些黯然。13岁时由于父亲去世了，当时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就全落在陈仁发身上了。“1958那年，我正好19岁。当时听说村里有人去城里医院卖血，一次卖血400ml就能卖三四十元钱，这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了。”陈仁发回忆说，当时规定要满20岁才能卖血，第一次卖血他还特地将年龄报大了两岁。

　　“那时候穷，要供孩子读书，还要赡养老人，虽然卖血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可以补贴家用。村里60多户人家，每家都有一两个人卖血的，只有两三户人家不卖血的。”陈仁发说，当时在织里一带卖血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，甚至还产生谁家不卖血就说明这家的人血不好，身体不健康的说法。当时交通不方便外加为了省钱，去城里献次血就要走上三个多小时。时常是早上在家干完了农活，匆匆吃完午饭就急着出门了。“到了医院还得要等，献得晚了就在医院睡一觉，第二天再走回来。”对于当时的情况，陈仁发记忆犹新。

　　陈仁发告诉记者，为了摆脱贫困，当时有的卖血者最多一月献7次，有的最多一次献1200ml，有的这个医院献完又跑到另外医院接着献……现实版“许三观卖血记”几乎天天上演。很多人手上都有乌青，长久褪不下去。陈仁发无奈地说，“为保证血液质量及保护献血员的身体健康，虽然当时医院规定是一月一献，以保证血液的质量，身体也是一年一检查，可卖血的人需要钱哪管这么多。我经常去湖州二院、南浔人民医院、吴江医院卖血。有几次在一个医院献完后在路上吃一碗5分钱的面后，又跑到另外一个医院去献了，拿到钱后在城里给孩子买点吃的好玩的，他们能开心上好多天。”由于卖血次数太多，他都已记不清数量了。”当时，个体有偿献血一直是我市医疗临床用血的主要来源。

　　双重身份 献血员又成了献血联络员

　　1989年，市红十字会血站成立后，血站集中采集血液，提供医院临床用血。具备多年献血史的陈仁发从每月“光顾”医院转为每月“光顾”血站，慢慢地和血站的工作人员都熟络了起来，在工作人员的推荐下他又具备了第二个身份——献血联络员。

　　凭借着老献血员的身份以及较强的责任感，陈仁发在当地具有很强的“号召力”，常常是“一呼百应”。当时陈仁发掌握着织里轧村300多名献血员的名单，每位献血员家他都登门拜访过。“那时候每个献血员都有一本献血卡，跟现在的献血证不一样，献血卡全都统一由血站保管。”陈仁发告诉记者，到时间可以再献或者医院需要大量用血时，血站的工作人员就会联系他，少的时候10多人，多的时候就要召集30多人。

　　对于血站“布置”的任务，负责任的陈仁发总是认真完成，“血是用来救人命的，耽误不起。”一次血站让他找30位献血员去献血，结果第二天竟然下起了大雪，车根本不能行驶，陈仁发冒着大雪找来了一艘挂机船，终于将30位献血员顺利地送到了血站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市血液来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由太湖、织里、轧村等地献血联络员组织民间个体献血员来血站献血。

　　生活好了无偿献血

　　现在的陈仁发已是儿孙满堂，和老伴一起帮助变电所看门，每个月还有稳定的收入。“后来日子好了，我们卖血的人都改无偿献血了。”陈仁发拿出两本献血证和两枚奖牌自豪地向记者展示。记者看到其中一枚是由国家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颁发的2004-2005年度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奖牌，另一枚则是2002-2003年度浙江省无偿献血奉献奖奖牌。“以前卖血是无奈，现在改成无偿献血后，我这个老献血员和联络员也要带个头。”1999年6月2日，陈仁发成为了当时织里镇第一位无偿献血者。陈仁发告诉记者，以前是出于生活所迫，无奈卖血。现在生活好了，已经不缺钱了。无偿献血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能多帮助些有需要的人。陈仁发不但自己带头无偿献血，还号召自己的儿子、媳妇，同村的人一起献血。在他的号召下，现在同村有10多位村民献血量都达到了1000ml。每次献血车来织里采血时，只要有人要去献血，陈仁发就会陪着一起去。